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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冬天,我在澳门氹仔一家老牌贵宾厅当叠码仔的第八个年头,亲手送走过一位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后背发凉的客人。
他叫老郑,江苏南通人,做纺织机械起家的。
第一次见他时,他才四十三岁,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羊绒夹克,手腕上戴块百达翡丽,说话声音洪亮,笑起来眼角堆着几道浅浅的褶子,看着特别面善。
那天他在我负责的厅里,揣着两百万港币的本金上桌,不到四个钟头,硬生生赢走了厅里一千八百多万。
结账的时候,整整十八捆一百万面值的泥码和现金码堆在账房柜台上,老郑随手抽出两张十万的现金码塞进我西装口袋里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陈,今儿手气顺,赏你的茶水钱,明儿一早我就回南通,往后再也不踏进澳门半步了。
” 当时账房里的几个老伙计都冲我挤眉弄眼,羡慕我撞了大运。
可站在旁边的厅主强哥却只是冷笑了一声,端起茶杯吹了吹茶叶沫子,低声跟我说了句:“你看着吧,不出三个月,他连裤衩都得输回来,而且死得比谁都惨。
” 那时候我入行还不算太深,心里还犯嘀咕,觉得强哥是输了钱嘴硬。
毕竟老郑看着不是那种没脑子的莽夫,事业做得风生水起,家里有贤惠的媳妇和刚上重点高中的儿子,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栽在赌桌上的主儿。
可强哥那句话,就像一道催命符,一字不差地应验了。
我在澳门赌厅前前后后混了整整十五年,从最底层端茶递水、帮客人换筹码的公关做起,做到后来能独当一面的厅面经理,见过太多一夜暴富的神话,也见过数不清的倾家荡产。
外人总以为,赌场上最可怜的是那些手气背、一上桌就输个精光的倒霉蛋。
可说句掏心窝子的实在话:在澳门这地方,输钱的人往往还有条活路,真正走得最早、死得最绝的,全都是那些一开始赢了大钱的人。
因为输钱的人,痛感是立竿见影的。
口袋空了,信用卡刷爆了,被人赶出酒店大堂流落街头,冷风一吹,脑子反而容易清醒。
很多人输光了积蓄,咬咬牙回老家找份踏实工作,从头再来,虽然日子紧巴点,但命还在,家也还在。
可赢钱的人不一样。
赢过一次大钱的人,脑子里的多巴胺阈值已经被彻底拉爆了,这辈子再也回不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上了。
老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他那次赢了一千八百万回南通后,起初确实安分了一个多月。
可到了第二个月月底,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,让我帮他订一间永利皇宫的套房,说过来散散心,“顺便把上次没玩尽兴的局续上”。
我后来才听老郑的司机私下里跟我唠叨,说老郑回去那一个多月,整个人跟丢了魂似的。
以前他在厂里盯生产、跑订单,挣一百万利润得熬上大半年,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;
自从在澳门四个钟头轻松赢了一千八百万之后,他看厂里那些辛苦挣来的利润,简直跟看地上的钢镚儿一样没意思。
开会的时候走神,吃饭的时候手指头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模仿搓牌的动作,夜里睡不着觉,满脑子都是筹码碰撞时那清脆的响声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我在澳门一晚上挣的钱,顶我厂里一百号工人干两年,那我还费那劲守着几台破机器干啥?
” 第二次来澳门,老郑没有第一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
第一天晚上他就输掉了五百万,原本想着赢回来就收手,结果越陷越深,三天时间,不仅把上次赢的一千八百万全吐了回去,还倒贴了六百万本金。
从那以后,老郑彻底魔怔了。
以前他两三个月来一趟,后来变成每个月都来,再后来干脆一周飞两趟珠海,过关直奔赌厅。
每次来,他开口第一句话永远是:“小陈,我上次就是差点运气,这次我研究出路子了,肯定能翻本。
” 人一旦开始相信自己能靠“研究路子”战胜概率,离万劫不复就不远了。
赌厅里每一张桌子、每一副牌、甚至空调的温度和灯光的亮度,都是经过最顶尖的心理学和数学团队精密计算过的。
你赢的那点钱,不过是赌场放出去的诱饵,只要你还在牌桌上坐着,不管你前面赢了多少个一千万,最后都逃不过“零”这个结局。
二零一八年夏天,老郑再来找我的时候,我已经几乎认不出他了。
不到两年时间,他整个人瘦脱了相,眼窝深陷,眼球里布满了红血丝,身上那件原本合身的名牌Polo衫空荡荡地晃在身上,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早就不见了踪影。
那天他没带一分钱现金,找到我,压低声音求我帮他签一千万的“泥码”——也就是俗称的借高利贷赌博。
按照赌厅的规矩,像他这种曾经在厅里留下过几千万流水的大客,签单借钱是很容易的。
但我看着他那双已经有些涣散的眼睛,心里猛地揪了一下。
我把强哥拉到一边,劝强哥别放这笔码,老郑这状态,明显是已经山穷水尽了。
强哥吐出一口烟圈,冷冷地看着我:“小陈,干咱们这行的,动了恻隐之心就离滚蛋不远了。
你不放给他,隔壁厅照样抢着放,他现在已经不是人了,是个只认筹码的鬼,谁也拉不回来。
” 那天晚上,老郑拿着签单借来的一千万,在贵宾厅最里面的包厢里坐了整整十四个钟头,连口热饭都没吃,就靠着红牛和香烟硬扛。
天亮的时候,一千万输得干干净净,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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